近日，終于有個機會見到了闊別45年之久的中學老校長。 老校長黃文忠穩穩地坐在我邊上，一雙蒼勁的手蟹鉗般握住我久久不放。一位八十幾歲的老頭，秋風滴溜溜地從他臉上刮過，刻下了一堆皺紋，然而堅實，那里面就是一座記憶之淵——老校長侃侃而談，幾十年前的事件和細節居然記得一清二楚。沿著他的記憶之淵，我打撈到了一些碎片。 1974年我高中畢業，他那時是校團委副書記。記得某個放學的傍晚，他找到我，要我出一期關于加強政治學習的板報。我在家里搗鼓了半宿，第二天就把板報上墻了。他為我豎起了大拇指，從他的表情上，我讀出了“慈祥”二字。那時，我想象不出還有比他那副更為和藹可親的笑臉。 黃校長一輩子徜徉在仙游縣郊尾中學不愿離開，幾次調令讓他回到老家福清市，那是個僑領集中、經濟發達的地區。他說，郊尾中學是他的第二條根，牢牢扎住了。 我想起了“鄉愁”這個字眼。他有點像土耳其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帕慕克，居住在伊斯坦布爾這個介于兩個大洲、兩種文化的“不怎么故鄉的故鄉”的城市里。帕慕克在《伊斯坦布爾——一座城市的記憶》里說：在那里生活需要分身——倒不是他的那雙眼睛看不過來兩邊的風景，而是因為這座城市充滿了鄉愁，也充滿了岔路，那里的天空彌漫著兩重性的妖魅。黃文忠校長當年在仙游和福清兩個縣區來回奔波，不也是在“鄉愁”和“岔路”上書寫著屬于他的歷史。當然，隨著他在郊尾中學的時間日益增多，他的“鄉愁”開始華麗轉身了。 高中畢業后，我回鄉了一段不長的時間，就被借調到公社辦公室編輯《學大寨簡報》。有一天，黃校長來到公社找負責文教的黨委委員，順便到我辦公室坐了會兒。他看到我正在讀魯迅雜文集《二心集》，就順手翻了一下，說：這里面的《“友邦驚詫”論》不就是你們的課文么？其實我是自己復習了一下。那個時候的中學生，知識網絡是支離破碎的，我們都是在一個又一個知識的孤島上轉來轉去，出了孤島，抵達的依然是一面斑斑駁駁的墻壁。 1976年底，最后一批“工農兵學員”開始招生，我被大隊經考試后作為推薦對象，參加縣里組織的集中考試。黃校長被臨時抽調到縣招生辦工作。考試結束，縣招生辦要我代表全縣考生上臺做個表態發言。那天下午，面對著全縣二百多名考生，我第一次在這樣的場合斗膽“縱論”了一回，現在想起來是多么幼稚。后來，我才知道是黃校長極力推薦我的。雖然我在中學時期的作文還算可以，但那種場合卻并非我發揮奇思妙想之地。上大學進了中文系，接受正規的文學訓練，我經常會想起那一幕。那天，我在臺上看到黃校長就坐在第一排，像個當今的論文答辯教授，會議當然沒有那種“開軒面場圃，把酒話桑麻”的日常煙火氣。會議結束后，我心神不寧地走到黃校長跟前，他照樣是豎起了大拇指，令我頓生“忽魂悸以魄動，恍驚起而長嗟”的感覺。 幾十年恍恍惚惚地過去了。我不時從老同學那里，得知老校長的一些行蹤。他“惟精惟一”，一輩子只蹲守一個地方，一生只做一件事——教書育人。“桃李滿天下”這個詞用在他身上，就像他在用自己的生命，一刀一刀地鏤刻出隱藏在每一節課之中的平平仄仄，在他生命的田野上，每一位學生都是一粒等待破土的種子。 教書育人求的是宇宙大道，大道存焉。我想用“志歸完璞”四個字去概括黃校長的一生，這其實也證明了他內心的一個永恒的渴望。 那天的面談，就像“穿花蛺蝶深深見，點水蜻蜓款款飛”，毫無違和之感。本來以為見到黃校長，我一定會有所羞澀的，因為我的確是多年未見到他了。他對我娓娓談起，那時的郊尾中學云集了一批優秀教師，有一位是全縣僅五位的一級教師，還有幾位二級教師。他們都生活在對于教育的純粹信仰中，有著知識分子那種令人陶醉的感性熾熱。我知道其中的一位數學老師，對于數學懷有一種圣徒的激情，雖然他沒有教過我，但我偷偷旁聽了他的數學課。有一次他看到了我，就把我叫到宿舍里，讓我演算一道數學題。我很快就演算了出來，他輕輕拍著我的肩膀，說：數學不是死的運算，它是有靈魂、有生命的智慧。這句話不由得讓我看到了內心深處的一些光亮，因為此時我覺得一些生命的內容，正在或即將由我們分享或分擔。 我最終選擇了讀中文系，但只是“學科轉向”，數學的思維“靈魂”似乎沒有“轉向”。文學這個名詞其實是涵義模糊的，它包括著審美、體驗等等，旨在建構風格化的個人經驗和心靈形式。然而，數學思維一定是潛在地影響著我對于文學和美學問題的體認。我的《藝術感覺論》一書對于藝術感覺的結構和功能的認識，對于從物理感覺進入到心理感覺，最后上升為藝術感覺的“選擇”與“建構”過程的認識——這條論證路線肯定暗合著數學邏輯的理路。中學時代的數學思維訓練，最終還是為我的反思性的自我意識，提撕了一道精神的閃光。 人生相逢太匆匆。那天我還來不及跟黃校長談論這些，我想今后一定還會有機會的。我想在內心駐守一種“靜謐的激情”，待我的意識進一步萌醒之時，再將我、他人和人生這些觸碰個人心靈的內容，跟黃校長好好訴說一番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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